和研究机构不同，大学最基本的功能还是教书育人。能考上大学的自然都是可造之材，能不能通过大学的学习成正的人才，关键就在于老师的指点。能够得到名师的循循善诱，往往可以收到“胜读十年书”的功效。
其实要把一堂课上好并非易事。已故的北师大校长陈垣曾感慨，自己研究数月的有时还不够一堂课来讲。中国新闻史专家方汉奇讲了多年的中国新闻史，史实早已烂熟于胸，但每次上课前依然会认真准备两个小时，增加最新的发现与感想。为了考证初年黄远生被害的，他去美国访问时曾专门到；为了了解邵飘萍在日本的生活，他也曾到日本查寻，力争接近历史的真实。研究放到教学中，更令学生耳目一新。
现在相当一批教师对教书不感兴趣，导致教学水平下降。对于一些老师来讲，课可以少上或不上，但论文不能不写，科研不能不搞，而且在有的学校，搞科研可以折算成课时，课时却不能折算成科研。讲课凑合了事，误人子弟，的是国家的未来。
说到底，学生才是教育的服务对象，学生满意的教师才是好教师。教师潜心科研并没有错，学校鼓励教师从事科研也没有错，但让教学上有成就的老师坐职称的冷板凳，这让寒。所以，有人要像鼓励科研一样鼓励教师上，可以制定教学、科研两类考评指标，由教师自愿选择。选择以科研为主的老师，课可以少上一点；而选择以教学为主的老师，论文就不用写太多。
当然，如果处理得当，大学的教师是可以将教学与研究都做得很好的。曾经听的老人讲起朱自清先生。他是当时中文系的系主任，是名教授，又是大散文家，却亲自教中文系最基础的写作课，亲自为学生改作文卷子，碰到写得好的习作便亲改并推荐给有关的报刊发表，对待学生像一团火一样。在完成教学、处理好系里杂务的同时，他还继续语言学、美学、文学史的研究，并且不间断地进行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