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师姐并不熟。上大学的时候可能都不太认识，毕业后就更没有交集了。但是我知道她，而且印象深刻。
记忆里的她就一直在笑，很简单的那种笑，这种笑会给人一种暖洋洋的、很放松的感觉。所以，虽然事实上我可能从来都跟她说过话，但在潜意识里却跟她特别熟。
芳玲师姐长得并不算漂亮，刚上大学时，能力也不出众。所以，用我们学生时代对人的评判标准，一开始的她，甚至都不能算“优秀”。
那个时候，如果你不优秀，就会自卑。很多从地方来到上大学的孩子，刚开始时都或多或少会有这种感觉，这当然不是中青院特有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在中青院表现特别突出。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社会如此不公平，你还跟我谈情怀》，对中青院学生的这种“自卑和超越”情节有过描述，芳玲师姐就特别典型。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师姐也很自卑。她对西部之窗和青志协特别感兴趣（那是当时学校最大的两个之一），但在面试时却齐齐被刷了。这个时候，她会觉得自己糟透了。所以，在“意外”被学生会文体部选上之后，她无比感激，也非常珍惜和努力。她在学生会做的非常出色。虽然我从来没有进过学生会，但是看到了很多同级同学、师弟师妹们对芳玲师姐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佩，这非常难得。所以，自卑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是无所谓的，但有所谓的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解释和对待自卑。师姐的解释（去超越）就特别积极和正向。
其实，师姐骨子里的质朴和热情，是天生适合做公益的。所以，“不按常理出牌”的她，要在学生会做出成绩来，是有挑战的。这种挑战，无关乎能力，而关乎一个人的做事方式——一个人的气质和一个组织的文化有着天然的匹配和不匹配，哪怕这个组织只是学生组织。所以，她会做点“傻事和蠢事”。比如，她在学生会写个工作总结都要被——竟然不按公文格式来。她讨厌空话、套话、漂亮话，她那个时候非常不理解一个组织的运作方式，“说人话效率更高呀”。
她是真的喜欢做公益。英语不好的她去参加奥运会志愿者选拔，面试时一句没听懂还能被录取，人说“全是因为你的笑容”；她去青海支教，感觉新世界的大门被打开，用她的话说，“热情和能力得到了”，村民、学生们都特别喜欢她，后来有很多学生还一直给她写信，这个时候，她觉得特别满足和快乐。
关于她青海支教这件事我比较了解，因为我们宿舍有一个胖子也去了。回来后，他也特别满足和快乐。他说，青海真凉快，夏天睡觉还可以盖被子呢！青海那纯天然无污染的蔬菜真好吃呀，哪能买得到？嘴里啧啧有声，脸上一副陶醉的样子。至于有没有学生给他写信，我估计一封都没有。
整个大学，师姐都是“单纯”的。她很少会主动去考虑未来的事情，这点在她大学毕业时也没太大“长进”。
对于毕业后干嘛，她基本没有计划，她并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适合做什么，也不知道进入市场和进入体制分别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所以，“按照中青惯例”，就直接考了公务员。对于我们那个时候的中青毕业生来说，毕业后考公务员或进事业单位，就如同上高中就要参加高考一样，自然而然。我现在的很多同事，来自于华科大、华南理工、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对于她们而言，毕业后进入体制工作，如同灾难，所以特别不能理解我们这种带着“”的年轻人。好在我的很多校友在体制内都发展很好，甚至我的几个同班同学，短短几年时间都已经无限接近当地的中心了。所以，这么多年后，我都以他们为傲，有时候会兴致勃勃地向别人介绍，好像我的所有体制内的校友都像这几个特例一样。
芳玲师姐的发展好不好，说实话，我不太懂，也不好意思问。她有跟我讲过，毕业后去了宣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看我不懂的样子，就又补充了一下，是工商、质检、药监三家部门合并组建的。去年，她被派到乡镇基层所任职了，我看到朋友圈有人叫她“所长”，所以猜想着她应该是发展不错。她自己很感激现在的工作，觉得这让她有生活保障，在小地方得到了很多人认可，还能腾出点精力来做自己喜欢的公益事业，已经非常满足了。
不过，虽然我不知道她毕业6年，“混到所长”算不算好，但我知道她公益做得很好。我跟她聊天的时候，她很少谈她大学的事，也很少谈她“所长”的工作，但是她特别爱谈她那公益的事，滔滔不绝，一大段一大段的。
几年前，她利用业余时间搭建了一个公益组织，彩虹行动——致力于实现公益资源的优化配置。简单来讲，就是搭建一个平台，解决公益资源和救助对象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一方面是一些公益组织四处寻找救助对象、经费找不到最合适的去处的现象；另一方面是真正需要救助的对象完全不了解国家的惠民政策、也完全接触不到这些信息的情况。她的这个公益平台，就是一个信息媒介平台。看上去很简单，是不是？有点类似国家搞得那个“精准扶贫”，也有点类似于我们老说的共享经济，但是越容易的想法，执行起来就会越困难。
这个平台，一开始就是她拉着身边几个同事做的，后来企业引入，就越做做大。再后来，为了拉赞助便利，还去民政局正式注册了。“作为宣威首家民间公益组织，三年来，彩虹行动开展公益活动78次，惠及山区学生3200余人，建立爱心书屋11个，帮助特困学生58人、重大疾病患者5人、老年人164人、婴幼儿家庭682户、先心病患者268人，涉及公益资金约110万元。如今，彩虹行动已成为宣威公益的一张名片！协会长期服务工作人员志愿者四十余人，支持过的爱心企业五六十家，捐款过的爱心人士近千人”，芳玲师姐本人也因此被市委评为“最美宣威人”。
她为了这个公益事业，去求过很多次人、去找市里的大领导帮忙、做自己不擅长的流程规范制定，很累很累也不能放弃。的事大抵如此，结果光鲜亮丽，过程鲜有人知道，这件事的发展应该超出了她的预料，甚至超出她能管控的能力范围。但事情把人逼到一个份儿上时，你连选择的余地没有，所以她这位“最美宣威人”就是出来。
前段时间，我跟朋友讨论：做公益是否应该有点“”。我的理解是，在芳玲师姐这些人身上，做公益时，和的二分法早就消失了。因为她的每一个行动，从根本上看，既是利己的又是利他的。比如，她真的就是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才拉着几个同事做的公益啊，谁能想到（包括她自己），这盘“佐料”最后会成为一盘“大菜”？她们知道自己力量微小，对改变也没抱着太大的希望，但倾尽全力去做。
芳玲师姐跟我那位做公益的同学田一岑是一样的人。她们会认为，在这件事里，她们获得的成就感，已经是最大的报酬了，并不认为这是多么的事情，也不会往功利的方向想。她们都对的和都没有太大的，很多事情也是发乎内心、自然而然做成的。但不可否认，任何一个把公益事业做到她们这个份上的人，都在无形中为增添了筹码，不管她们用还是不用。
如师姐，虽然她认为自己，无论在知识内涵上，还是在能力储备上，都远远不够。但在市委市的领导眼里，她可能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年轻人，在单位同事眼中，她也会是那个“胸怀大志，可以跳出去做更大事业的人”。所以，有时候，我倒非常期望她们能有一些。在这个为刍狗的时代，中国需要她们这些人有些“”，然后利用这些“”去行更大的善。
在我开始写这些人时，就远不是一篇文字报道，而是被我的好奇心所激励，一篇旨在解决各种个人的、的、功利的私人性质的探索。我只是试图使自己信服并且从中获得教益，而不是像证明或向别人显示写什么。我甚至会认为，她们的故事能为一些在体制内迷茫着的校友们提供慰藉和模板，重燃当年刚来中青时嗡嗡而过的雄心壮志。
我也认为，她们能做成这样一件事，不只因为他们自己的努力，还因为那位能出席彩虹行动活动的市领导、那位愿意为蒲公英提供资源的团委、那些愿意给一个大学生村官批千万扶贫款的官员们，他们愿意帮助这些“真正做事、且有能力做事的年轻人”。中国还有大批这样的人存在，这也让我认为，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前段时间，中青院被社科院兼并的新闻几乎坐实。有些事可能发生，就一定会发生。中国青年学院撤来撤去这么多年了，就一定会被撤。不管愿不愿意承认，中国青年学院的历史，将在我们这些中青遗民或怨恨、或惋惜的注视下，扬长而去。甩在我们身后的，是一个时代。
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甚至我自己经常会认为那是一个落后的时代，但是每当我遇到一个“旧时代”的中青人时，我又会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拉回到那个时代——那种会突然冒出来，让我们继续热爱这个自己想要放弃的世界。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