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3年前的今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原建设部副部长，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周干峙先生离开了我们。作为城市规划界的老前辈，周干峙先生全面经历和了新中国城市规划建设事业发展的全过程，他所留下的许多文献资料或遗产，值得城市规划界认真地梳理、研究与反思。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特别推出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组织的《周干峙全集》编选工作的一份汇报材料，以此表达我们对周先生的深切怀念。该材料系中规院邹德慈院士工作室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李浩博士于2017年3月3日在中规院2016年度技术上的报告，经作者授权予以推送。
各位同事大家好！在去年的上，我向大家汇报了的情况。最近，老专家的录《城·事·人》已经正式出版了，杨院长写了精彩的序言。录一共4辑，为什么只出版了3辑？因为第4辑开始整理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2016年8月15日，杨院长开展“周干峙文集”编选工作，并明确全集的定位。这项工作先后在张兵老总和王凯副院长的领导下进行，王庆主任具体负责，特邀周部长秘书汪科和研究生冯晶参与，服务中心徐苏、王赛博和信息中心耿艳妍等同事给予了协助。本项工作尚未完成，今天汇报一些进展情况。
全集怎么个编法呢？我们还没经验。经过考虑，我们首先开展了网络检索工作，因为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时间相对明确，内容相对规范，可以作为编选工作的一个基础平台。通过检索，作者署名中包含“周干峙”的有214篇，还有3篇署名为“干峙”。题名中出现周部长名字的有144篇。
需要说明的是，网上检索到的这300多篇文章，有的比较雷同，有的并不适合纳入全集。同时网络检索也存在着局限性。
一是不齐全，周部长有些文章未公开发表。有的，没有进入检索系统；即使进入的，也有漏网之鱼，比如《国外城市规划》的这篇发刊词，城市规划汇刊上的这篇文章，网上都检索不到。
二是不完整。《城市规划》上的这篇文章，是周部长刚任副部长3个月的时候，在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时部分内容被删减了。
三是不准确。文章的发表，编辑人员经常有所加工，有些并非本人意愿。另外，某些主办方也会作些修改，比如这一篇序的结尾，周部长本来只写到了彭培根1个人，而作品集印刷时，把单位的名字也加了进去。
不准确还在于周部长本人反复修改。这篇“复杂巨系统”非常有名，很多上都登了，但发表稿与实际讲稿都不太一致。比如原稿中的“非定常性”，周部长又改成了“非常定性”。
总之，公开发表稿不一定是最全面、最完整、最准确地反映周部长有关思想观点的最佳文件。这样，就必须对周部长保存的手稿文件进行仔细的整理。
周部长过世后，周部长的家属分10余次向我院捐赠有关资料。《全集》编选工作启动后，又转交过两次，前后共计480余箱资料。为了查找手稿，只能一箱一箱拆看。
在这个阶段，我们把有关资料分成了三大类；《全集》有用的，有保存价值的，可以处理掉的。有用包括直接有用和间接有用。可以处理的资料，主要是一些期刊和宣传材料。
的这些，是我们认为可以处理掉的。下面的这些，是保存的。在拆箱的同时，进行了简单的分类。
找到有用的手稿后，开始专门的研究处理。这就需要一篇一篇的阅读，分析、判断文章的写作背景，评估其价值，进行细的分类。大致分了7类：计划编入的手稿；研究分析有用的文件；不同版本的手稿；等等。
在对手稿分类时，编码也是很重要的工作。比如，左边的这份手稿和右边的这个会议纪要有对应关系，编码就要反映出这种对应关系，后面的工作中才会容易查找。
第4步是手稿的扫描和复制。扫描既是为了使用图片的需要，也是为了永久保存手稿，同时也能避免对手稿造成损坏。
接下来是文字录入稿的核对，对文稿的初步编辑。有的文稿没有标题，需要编一个标题。有的标题，需要做适当修改。文稿是什么时间写的、为什么而写，资料来源等，这些背景情况，也要给读者有所交待。
比如右边这份手稿，本来没有标题，我们加了一个。写作背景呢？根据手稿第一段中“贯彻1”这几个字，结合文稿内容，推测应该是1978年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之后，贯彻落实中央1的一份材料。这些背景信息，用脚注加以说明。
初步编辑工作，还包括明显笔误的修正、散乱文字的适当编排等。什么叫明显笔误？以这份报告为例，标题本来是49个字，后来周部长又增加了一些文字，但第一段中的字数却没有改过来。这个字数如果不更正，那就不合适了。
不过，文稿编辑的总体原则是如实反映，尽可能展现原貌。有关数据、名称等，即使有一些小的偏差，一般情况下均不作修正或修饰。学姐别这样
在编辑过程中，还有一些特殊情形。比如几个人合作的，怎么办呢？我们在标题中直接注明了合作者。
规划项目该怎么办？比如1954年的西安规划，它不是周部长个人完成的，而是集体。刚开始时，没有编入，后来觉得不妥。西安规划是周部长的代表作和成名作；如果说有的规划项目，周部长更多是领导者的话，那么西安规划却与众不同，周部长是亲自操刀的。反复考虑，我们采取了“规划工作组”这样一个集体署名的方式，同时还有一个详细的注释，把有关情况都给说清楚。
另外一种特殊情况，周部长写的文章，其他人又修改过，有的地方改的还很多，比如这篇《新中国的住宅建设》。那么，应该用周部长的原稿，还是用别人的修改稿？当时的第一反应是用原稿，因为能反映周部长的本意。王庆主任则认为修改稿更成熟，应该用修改稿。
后来，我们对这篇文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是一篇国际刊物用稿，批改文稿的，是规划界的老领导王文克，还有曹洪涛的圈阅笔迹。这么正式的一篇公文，肯定应该用修改稿才对。
初步编辑之后，进行分类汇编，目前一共分了11类，包括城市规划、城市科学、房地产、城市交通等等。每一类文稿按照时间排序。
对周部长手稿的整理，我们采取了分批处理的办法，查找一批、处理一批。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资料太多，如果不分批的话，工作起来根本看不到什么希望。
周部长的各种资料，存放在主楼3层的4个房间。480多箱资料，是个什么概念？大家可以联想自己。一般人，有几十箱资料就算是比较多的了。
半年以来，我们紧锣密鼓，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新的。从进度来讲，网上查到的文章已全部编入，有200多篇已经被替换掉；480多箱资料中，已经拆看了180箱左右，剩余300箱尚未拆看。粗略估计，周部长全集可能有300多万字，估计出10本书左右。
全集的编选工作，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并非单纯的文集选编，资料的整理是选编的前提。院里交办一项工作，实际上却有两个任务。第二，文稿数量特别巨大，浩如烟海，非一般想象，有的文稿属于一盘散沙的原始状态。
第三，工作反反复复，有许多看不见的“无用功”。以这篇文稿为例，刚开始找到的是左边的这个1987年版本，文字录入、编排完了后，又发现了中间这篇修改稿，等这一篇处理完了后，又发现了右边的机打稿。前两次的工作，等于白做了。
编选工作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要求。文稿价值的快速评估、手写文字的识别，都必须懂专业才行。上千篇文稿，还必须整体把握，要做到心中有数。
当然，编选工作可简可繁。比如这两份手稿（左图：深圳市规划建设的社会风气(1980年代末)；右图：关于全国政协办公楼选址问题的意见,1995年前后），本来不编入就可以，省去了很多麻烦；但是，考虑到手稿内容的价值，我们还是进行了认真的编选。
再比如这份手稿，是写在一个信封上的，很不正规，一共也不过239个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真编入，因为内容太重要了，这是对发改委起草的《规划编制条例》的评价意见。周部长认为，条例不仅不成熟，而且不科学，不现实。
总之，《全集》的编选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只有带着对城市规划专业的兴趣，胸怀对周部长的深切缅怀之情，才能全心投入，真正做好。
《全集》的价值，我认为有这么几点：首先是对老院长、老部长、老院士的纪念意义；其次是史料价值，周部长的很多资料，即便专业的档案馆中都没有；
第三是科学价值，与其他规划前辈的文集相比，周部长的全集体现出全面、系统的特点，是我们整体性地认识城市规划工作的独特文献，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唯一性。
这是对全集文章的分类统计，一个圆点代表一篇文稿。从时间来看，以后的居多。就类型看，早期主要是城市规划和交通、住宅，1986年担任副部长以后呈现出各领域齐头并进的格局。
1987年初，周部长对86年的工作进行总结时，曾指出，这一年的工作是困难的，面临的是一条较宽的战线、一堆生疏的情况和一系列更高的要求；的感觉是负荷大、头绪多、节奏快。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一种复杂情况下，在周部长的工作中，却始终贯穿着一种求知求真的科学，在编选工作中也有深刻体会。对于一些不科学的做法，周部长勇于说不、敢于说不、直接说不。2006年，周部长曾题字：求真情况，讲真道理，做真规划。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因如此，很多人、很多地方，都害怕周部长，怕周部长的出场会“坏”了他们的“好事”。
除了他的文稿之外，周部长保存的大量资料也十分宝贵。其特色价值，至少有十几个方面：一是五六十年代的珍稀文献。右边这份文件，是1960年9月建工部党组就桂林会议向中央的报告，这个资料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份报告中央并没有批复。究竟是为什么呢？文件最后几句话很耐人寻味。实际上，建工部也并没有期望中央会有什么批复，因为规划工作已经不让部里管了。这份报告之后2个月，国家就提出三年不搞规划了。
其次是《规划法》立法的资料，建设部与国家土地局规划管理权的争论等。就规划法来说，左边的文件是1986年国务院法制办同意研究的回函，中间是李梦白向建设部领导的请示，最有储传亨副部长的批示：由干峙同志牵头起草工作。叶如棠部长批示：同意由干峙同志任组长。最右边是领导小组的正式名单。
这些图片，都是各个不同版本的《城市规划法》草案，最左边是1979年的版本。周部长一共保存有十几个版本。
这几组文件，是1989年12月全国常委会审议《城市规划法》的有关资料。周部长的手迹显示，12月26日下午闭幕会投票时，共有110票通过，4票弃权，两票未按表决器。这样，《城市规划法》获得了正式通过。
很多重大规划项目的资料，重要会议文件，一些重要工程的资料等。比如，全国政协办公楼的施工是周部长负责的；国家大剧院的设计，他是评委。《城乡建设》蓝皮书和《万里论城市建设》等，周部长是主编。右边的这些文件，全都是深圳规划的资料。
上周四我去给徐钜洲老院长送《录》时，徐院长指出：深圳的规划在全国有重要突破意义，其主导思想是周部长的，但当年规划报时，署名却有欠缺，这是他当时工作的疏忽。
这些资料，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中规院的院标是怎么来的？这是周部长保存的当年的一些征集方案。那时候，王庆主任是科技处的副处长，他回忆，当年最终选用的设计方案，其创意来自《雅典宪章》所提出的城市四大功能。那么，谁是主创人员呢？目前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院友，赵燕菁。
在周部长的资料中，还有很多报材料，国外规划资料等。这里展示的，是任震英先生申报全国设计大师的材料，当时他还专门给周部长写过一封信。在这个材料中，还有很多照片，比如右边，1978年城市规划学会恢复成立时的留影，非常珍贵。
在周部长的资料中，还有很多知名人士的书信。左边这些，全都是郑孝夑先生写给周部长的书信。右边这封信更加特殊，它是周部长的母亲的来信。
借此机会，冒昧提出几点。第一，以院的名义，进一步公开征集有关资料，包括周部长的手稿、书信、照片和纪念文章等。第二，在《全集》完成之后，还可以做很多工作，比如手稿的选编、纪念文集、周干峙传、年谱、往来书信等的编撰，以及周部长学术思想的课题研究。
第三，建立一个“周干峙图书资料陈列室”。一方面有展示、参观的功能，这将是中规院十分宝贵、独一无二的企业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一个学术研究平台。许多资料，单纯的保存没有太多实质意义，应该加强学术研究和利用。如果能够以陈列室为基础，挂上一个“规划史研究中心”的牌子，那是再好不过了。
最后，还希望充实一些力量。这项工作的任务量实在太大了，参与人员本来就很少，最近王庆主任又被调到老干办承担更重要的任务去了。
人的生命有两个阶段：时；逝世后。前者平均七八十年；后者因人而异，少则数年、数十年，多则数百上千年，甚至更久。日常生活中的周部长，已经离我们而去；承载规划行业科学的周干峙，其生命则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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