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早在1931年作出的这一著名论断堪称妇孺皆知，其实它还有下半句“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则是其主要者和践行者。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调查研究始终是了解国情的重要渠道和制定决策的关键依据。他在《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当年大力的这种工作作风不仅没有过时，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深入，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通过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真实心理和核心，才能更好地发动和引领人民群众参与、建设的伟大实践。对于这番道理，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青年就有相当认知。1917年和1918年，他专门抽出时间，到湖南的长沙、安化、沅江、浏阳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增进了对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了解。
五四运动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开始在调查研究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他笔下诞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和《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等典范之作。他撰写的调查报告让无数干部获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就被当作“中央农动讲习所”的教材。
对调查研究的重视，还与当时的形势密不可分。大失败后，他意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才能国内外一切。但如何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的源泉在哪里？他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中国农村，并于1927年9月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中国就此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的正确道。之所以能够敏锐捕捉到蕴藏在农村和农民中的伟力，与他在农村地区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直接相关。
即便在的斗争下，仍做调查研究，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他在中央苏区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这些调查报告为当时的党和红军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丰富、详实的第一手材料，也成为后人研究当时中国农村和城镇的经济、和各种社会状况的宝贵历史资料。
在战争年代，所做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涉及社会、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实际上都与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且都有一个核心指向，即发动和领导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国内外，争取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转向建设，依然时刻不忘调查研究。1961年1月，他发动身边的工作人员分为3个大组，分赴浙江、湖南和广东农村调研农业生产情况，每个大组再分为2个小组，每组3人，调研时间为10天至15天。他在写信工作人员如何开展调研工作时提出，“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这样一来，便能在较短时间内了解整个村子的实际情况。调研完成后，3个大组去广州与会合，向他汇报情况。然后，他们转入广州市调查研究工业生产情况，为期1个月。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搞调查研究的重心，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提升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中国的形势不断发展变化，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一以贯之。延安时期，他撰写和起草了《关于农村调查》《我们的学习》《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文章和文件，经过多年努力，他逐步把重视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推广到全党范围内，为干部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调查研究是为了得到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调查研究所花费的一切人力、物力等，都是为了更好地接近、发现、解析。而所谓，就是真实的国情社情、。
那么，如何才能找寻到呢？这就涉及另一个重要问题：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谈到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经常提到“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对这些细节的观察，了解人民群众的基本状况。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不仅自己经常深入基层和群众中“察言观色”，还一直要求全体干部都要这样做。
做调查研究的方法灵活、技巧多样，甚至随时随地进行。《木口村调查》就是他途经江西省吉水县一个叫木口的小村子时做的一次专题调查，尽管时间短暂，却收获颇丰。
1941年，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强调，调查第一是眼睛向下，第二是开调查会。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对于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有过精彩阐述。他提倡调查会式的调查研究，并总结了7条技术，其中第二条是关于“调查会到些什么人”。他指出，“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也要，有时兵士也要，也要”。在7条技术的第五条，他还重点干部搞调查研究“都要亲身出马”，“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反复强调，员和干部要学习的不是“本本”，而是社会科学的方法。比如他提出，调查研究通常可以采用归纳法、演绎法。归纳法是指理论是从现实材料的分析得来，演绎法是指通过调查研究检验理论。二者相辅相成：运用归纳法时，必须制定调查规则，否则得到的只能是现象和随感；运用演绎法时，一定要围绕问题进行，否则容易把调查会开散。
做调查研究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即带着问题去调研，并在调研过程中不断打磨问题，让问题愈发清晰，最终找到解决问题之道。
在《我们的学习》中指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在这段话中，他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调查，二是研究。仅做了调查，如果不认真加以研究，是无法发现事物背后的内在规律的。研究主要分两个层面：一是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归纳、提炼、总结；二是随时捕捉各类有效信息，窥一斑而知全豹。
指出，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研究很重要，只有通过研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于如何进行研究，他曾举例说，在一个地方看到有冷却塔，再观察一下周围，看到配套的建筑设施，经过分析综合，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发电厂。再如，一个国家要出兵事先总有很多迹象，如动员、军事运输增加以及变化等等。通过对这些迹象的研究，就可以得出是否要打仗的结论。还强调，从报刊和书本中，也可以获得很多有用的东西。有时，从上看到一条不起眼的消息，经过研究，也许能从中发现一个大问题。
在领导中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重视调查研究，并带头积极践行。如今，我们已步入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干部很有必要把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传承好、发扬好。任弼时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