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知道张芝联，是因为他的父亲张寿镛——光华大学的创办者——一个在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光的名字。出身于浙江宁波书香门第的张芝联似乎和私立大学存在某种隐秘的关联：他曾经就读于三所私立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以及他父亲创办的光华大学。后面的两所学校在他的一生占了很大的比重。
1934年，我在光华中学毕业，那一年我考入沪江大学医预系，读了一年，但是因为生病，实际上并没有读书。所以到了1935年，我放弃了沪江大学，考入了燕京大学，从头开始。我在燕京读了两年，两年的燕京生活，是我一生中的一次大转机。在燕京，我亲身经历了很多，也参加了一些读书会。在当时的中，我并没有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开始的时候只是被人拉去，大家去我也去，大家喊口号我也喊口号，大家我也。
当时班上大概有三四十个人。我当时读的是西语系，同时学英语和法语。因为我的英语入学成绩比较好，第一年的英语就免读了。第二年开始读世界文学，教材是老师编的，四卷本，从古希腊文学一直讲到当代。那时候跟老师的接触还不是很多。到了后来做论文的时候，跟老师的交往才逐渐多了起来。上二年级的时候，教我们英国诗歌的老师包贵思根同学生很接近，她也喜欢学生到她的家里去。每隔一个月，她就会请大家到她家里去喝茶聊聊天，在这种聊天中，也提高了大家的口语能力。她就住在南门外，现在是勺园那里，原来叫做冰窖。
当时班上跟我比较要好的同学是宋淇，他是先锋队的队员。他也是从上海来到燕京的。我们读到二年级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从南方到北方的铁都中断了。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燕京，就结伴一起到了武汉，在武汉大学借读借读。后来又一起回到上海的光华大学借读。
1937年的“七·七事变”截断了张芝联“象牙之塔”的学习生活，几经辗转，他回到了上海，回到了父亲张寿镛创办的光华大学。在张芝联的文章《我的学术道》中记载了这样一件逸事：张芝联在光华大学毕业前夕，父亲要他谈谈将来的志向。“我很想当一个中学校长，大学教授。”张芝联这样对父亲说。张寿镛提醒儿子：“那你的月薪恐怕只有二百元。”“没关系，这是我的心愿。”张芝联这样回答父亲。以张芝联的身世，似乎可以做出许多在看来更好的选择，但是为了自己的心愿，张芝联的一生都和教书育人联系在了一起。
后来，我干脆就在光华大学读书了。1938年到1939年两年，我在光华大学读完了大三大四。当时就住在家里。那时候，光华的校舍都已经被日本人炸毁了，学生们只好走读，每天做电车到光华在租界租的房子里上课。不过光华当时有几个很好的老师，比方说英国文学方面的大师张歆海、史学大家吕思勉等人。
1940年2月，我从光华大学毕业了。当时留在光华附中教书。同时还编了一本，叫《西洋文学》，现在你到北大图书馆去查，输入我的名字，下面第一个显示的就是《西洋文学》。到了1941年8月，这本就停止了。也是在那时，我又重新回到了燕京，读研究院。
再回到燕园，我已经比较成熟了，经历了日本人的轰炸、在战火的后方跑警报的生涯。当时从上海到还是有一定的，因为当时的已经是沦陷区，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下。我当时想还是要多读些书，就到燕京来了，但是到燕京不到三个月，就赶上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我的书又读不成了。12月8号以后，学校就关门了，只好自己在家里看一些书，当时我已经结婚了，住在成阜街那边。
上海的租界也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我想回到上海大概也是一样，就开始在找工作。当时是没有人愿意和日伪发生联系的，后来我到了一个中国人和法国人合办的中法汉学研究所工作，那个机构在现在的东皇城根儿那块。我找工作那段时间，我的许多老师都被日本人关起来了，其中有荪、洪煨莲等人。荪的哥哥张尔田先生是我的授业老师，荪先生为了让我照顾张尔田先生，就让我搬过去根张尔田先生一起住。我找到了工作之后，荪也放出来了，我就搬出了燕京大学，住在胡同，在西四附近的一个庙里面。
张芝联的一生，有两所学校被他视之为母校，一个是燕京，一个是光华，自1952年的院系调整开始这两所学校名存实亡。从光华再次转到燕京，在张芝联的讲述中听起来是个平淡的过程。但是仔细推敲，又似乎不是。
1944年底，我的父亲在上海生病，我就回到了上海。1945年抗战胜利，光华大学也复校了。在这之前，上海在日本人的侵占之下，光华大学要想继续办下去，就必须到日伪那里去登记。但是光华大学宁可不办，也不去登记。于是撤销了光华大学的名字，化整为零。1945年到1946年的这一年里，我就在光华大学工作，经历复校的整个经历与艰辛。之后我到英国美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去游学了将一年半。1947年底，我回到了上海。
回来之后，我在光华大学任教授，同时光华附中担任副校长。那段时期的艰苦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和的斗争非常尖锐。1948年3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给朱经农校长的，恰好落到我的手中，原文是这样的：“上海光华大学朱经农校长密鉴 据有关机关报称‘该校秘书张芝联秘密领导左倾学生酝酿成立自治会并借授课时间分析时局本党且学生退出本党’等情希查明具报为要”。我看完后大吃一惊，立即去找朱经农，他看完秘件后，安慰我说：“不要紧，我去南京向部里说明，不必担心。”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么紧张。当时了很多学生，我们都去尽力营救。那时的私立学校，真苦，除了方面，在经济方面也很拮据，要钱没有钱，物价还天天飞涨。所以在1948年，我开始抽烟了。
1949年之后，我作为光华附中的校长，开始被组织去学习新的教育政策。1949年到1951年，各种轰轰烈烈运动接连不断。组织学生参干、参军、土改，等等。这些运动使我心疲力尽。到了1951年，我的身体就不行了，心脏病发作。于是我辞去了校长的职务，那时燕京大学已经改成了公立燕京大学，当时的燕京大学历史系也需要人，我过去的老师齐思和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主任，就把我请了过去。我走了不到半年，上海的光华大学就变成了华东师范大学。当时接到老师的邀请，我想我正好可以到燕京去休养一段时期。同时，解放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解放之前我在学校当校长就是我说了算，但是解放之后就不同了。我们这些人虽然经过了学习，但是已经有了党的领导，我这样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从一所学校的核心人物到了另一所学校的普通，这种身份的让张芝联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里没有成为种种运动的聚焦点。“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甚极？”的这句话如果是张芝联这段时期的命运的注脚，那是无疑是时代的悲哀。
到了燕京大学，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1951年，思想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已经露出了苗头。在燕京，首先就是作为“美帝国主义文化堡垒”的燕京大学。抗美援朝之后，剔除燕京校园“崇美、、恐美”的活动很多，当时在燕京任教的很多外籍教授就是在那时离开了燕京。以前的老师都被纠上台去，被，都常有名的人物。接着就是“忠诚老实运动”，所有的老师都要交待自己的经历。我比较幸运，一次就通过了。通过之后说明我就可以被信任了。被信任就可以使用。1952年亚太和平会议在召开，我被派去参加，做口译笔译的工作。随后在院校合并中，燕京大学消失了。当时教授们都在上排队，分成左中右。燕京历史系的教授们的何去何从，大概是翦伯赞和夏自强统筹的。其他院校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比较复杂。在那次调整中，我被留在北大，一直担任教授到现在。
采访张芝联最初很不顺利，我打了几次电话，老人都婉言谢绝。我查了一些资料以及之前一些记者对他采访，大多谈的是专业。看得出，他不太愿意谈过去的事情，在他撰写的回忆文章《我的学术道》中，提到过去也基本上是一带而过。直到后来我编的《逝去的大学》出版，我跟老人说起那本书，张老觉得，也许我能跟他聊些什么，才有了这篇。
在张芝联的生命中，燕京大学不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分，最重的那一部分，应该是他的父亲张寿镛创建的光华大学。从张芝联早年的理想来看，如果让他的选择，他也许不是现在学贯的世界史学者，而应该是一个教育家。但是1949年之后的种种运动，改变了张芝联的道，也让他与燕京大学发生了第三次联系，从此后的后半生张芝联就一直生活在这个校园里。当初张芝联选择离开光华重返燕园的真实心情到底是什么样？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小心翼翼地去触及了这个问题。张芝联的回答很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回答中，却蕴含了很复杂的感情。我没有探究下去，怕谈到老人的伤心之处。
回到燕京之后，张芝联在各次运动中受到的冲击比较下，这恐怕也和他选择离开光华有关。这些问题，我没有在老人那里得到求证，大概问了，他也不会说的很明白。老人更加津津乐道的是关于光华大学，他说他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复兴中华、复兴光华”，这是张老的父亲张寿镛先生的遗言，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父亲的遗愿。从这个愿望中，张芝联对于早年的理想，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支撑他的，还是青年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