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今天，八届全国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决定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
1997年3月14日，上那个硕大的电子屏幕，两次定格———通过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
昨日之新闻，就是今日之历史。这20年来，，作为国家通讯社，一直关注着重庆这座直辖市的发展变化，的记者不仅了解一些不为人知的决策，更有过扎实深入的调研采访，他们看待问题的层次、格局和思，为我们解读重庆直辖提供了另一种“大视野”。
今天，我们就从20年来四篇对重庆直辖的专题报道中，来重温、品读这段历史，以及记者对重庆直辖之的深入思考。
这篇文章写成于重庆直辖时的1997年，主要目的在编者按中已经写明：重庆的经济实力并不十分突出，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依然很多，中央为什么要在此设立我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直辖市的设立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什么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文章中一位研究战略问题的专家认为，由于西部经济基础差，市场经济意识薄弱，不可能像东部那样很快形成连片发展的格局。西部的发展更适合运用点轴面网络式发展方式，充分发展现有的经济基础较好的“点”(大城市)，然后通过这一个个增长点向周围扩散，最终连成一条条增长带和—个个增长块，使西部经济出现倍增效应。
时任计委副主任的马述林认为，设立直辖市后，可以按照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城市的定位，重新梳理发展思，利用行政的强大组织功能，有计划地加强与西南地区的经济合作，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解决产业结构趋同问题，使其与西南地区的经济具有更强的互补性。
文章还认为，设立直辖市，并不能一夜之间使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地位得到现实的提高。新重庆要真正发挥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作用，就必须扎扎实实地构筑经济高地，建设辐射通道。
当时还没有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明确概念。而该篇文章就分析指出，重庆直辖市的设立，是针对我国西部城市稀疏、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特点，为加速西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而进行的大城市带大农村的重大试验。这一试验将为我国部地区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探索一条新子，具有鲜明的西部特点。
文章还着重分析了设立直辖市对解决好三峡移民问题的意义。文章认为，在重庆设立直辖市，是在一个较大区域内解决三峡移民问题的最佳选择。三峡工程百万移民要真正开发性移民道，就必须在一个较大区域内，以一个具有强大实力的大城市为中心，对整个库区经济的发展重新布局、统筹安排。如果没有一个中央直接领导的、具有高度行政效力的领导体制，而是层层领导、逐级下达，势必使中央的指挥效能层层减弱，使三峡移民这一工程难题不能顺利解决。
第二篇文章写于重庆直辖5周年之际，适时，正值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启动，文章将直辖市建设比作西部大开发的序曲，回顾了重庆直辖5年快速发展带来的可喜变化，并提出“以重庆大发展带动西部大开发，在西部大开发中实现重庆大发展”。
文章分析认为，沿海开发、长江经济带开发和西部大开发构成了我国“H”型现代化建设格局。左右传递、东西连结，重庆直辖市成为三大开发战略协调融合的交汇点和支撑点。
文章进一步指出，无论是枢纽功能的强化还是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提高，都使我们在中国经济地理的版图上清晰地看到“重庆板块”的聚散作用。这一经济高地的隆起不仅促动了三大战略的融合发展，而且加快了东三大经济板块的有机连接。长江沿岸几十个城市初步形成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为中心的4大协作区。4大协作区以浦东开发、三峡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为动力，首尾呼应，每年都能达成协作项目3000多个，新增产值上百亿元。
作者敏锐的抓住了“体制创新”——重庆崛起的这一关键。重庆快速发展的强大引擎直辖之初，有人幻想资金如潮而来，弹指间建成一个一流直辖市。但国家并没有大规模拨钱给重庆，外商也没有争先恐后向重庆大笔投资。冷静下来的重庆人开始了的思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直辖市的建设不能沿用计划经济的思，不能由演“独角戏”，而要依靠市场力量。
消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尽快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激活发展机制，成为直辖市建设的重中之重。以直辖为契机，率先政务管理：把市场能做的事“让位”给市场去做，从“大包大揽”转变到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在“缺位”的地方“补位”。直辖后，重庆一举取消了基层和各部门自行设置的行政审批项目，确定了依法设定行政审批的原则。
文章还回顾了着力进行的建设和市场体系完善。直辖5年，共制订了地方性法规169件，构建起适应市场经济的地方性法规体系，创造了全国省级立法工作中的“重庆速度”。
如果说清除了制约发展的障碍，那么则安装了加快重庆发展的推进器。5 年来，仅三峡库区就引进资金80多亿元，实施合作项目1700多个；重庆已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合作关系，实际利用外资26.1亿美元，名列西部前茅。重庆人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要超越，必须把自己放在更加广泛的之中。
这篇回顾重庆直辖5年的深度报道点出了直辖后重庆如何发展的两个关键词——“”和“”，而这两个词也一直成为重庆这20年来最有标志性的符号。
2007年6月18日，重庆站在直辖十年的新起点上。《瞭望》周刊推出长篇通讯——重庆直辖十年观察，全面剖析了直辖十年后重庆所处的历史方位。
在经济学家眼里，重庆既是最“大”，也是最“小”的直辖市。“大”是指重庆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管辖区县最多的直辖市；“小”是指重庆的行政成本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最低。重庆的在职财政供养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仅为1:55，按全国1:40平均水平计算，重庆每年可少支出人头经费约100亿元。
直辖前，重庆的管理层次为“省－地（市）－区县－区公所（区公委）－乡镇”五级，管理层次多，新划归重庆的一些地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超编，有些新划入的区县甚至超编50%。直辖后，通过两次大的行政管理体制调整，重庆的管理层次减少到“市－区县－乡镇”，取消了地市级中间管理层次，实现了行政管理的“扁平化”，不仅减少了行政成本，也将政策执行层级递减规律的影响降到最低。
一位长期在三峡库区工作的干部说，明显的效应就是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中央和市的决策能够很快地“一杆子插到底”；同时，上级的政策、资金能够直接落实到区县、乡镇，避免了雁过拔毛，层层截留。
文章指出，重庆十年的实践证明，在一个省级规模的行政区划内，取消地市一级，实现“省直管县”是完全可行的，也符合现代行政管理的趋势。
直辖十年，重庆正向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嬗变，文章举了西南铝业集团的例子，这个具有40多年历史的国有企业，在七年前还是连续9年亏损的困难企业，2006年却成为了中国铝业第一家突破100亿元的企业。
重庆是全国六大老工业之一。直辖之初，国有企业历史包袱沉重，结构性矛盾突出，资产负债率高达80%。直辖10年，这个老工业矢志不渝地实施国有企业和工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兼并破产淘汰一批，从源头上控制亏损；实施债转股搞活一批，实现扭亏转盈；企业脱困一批，增强整体赢利能力，使国有企业和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
经过十年努力，重庆国企“浴火”，从2000年开始，工业企业整体扭亏为盈，200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是2000年的9.9倍。产业竞争力跻身全国第六位。
文章最后还特别分析了自强不息开拓的“重庆”对于重庆十年大发展的作用。文章认为，直辖，激发了重庆人的自豪感、责任感和感，正在成为重庆提高城市竞争力的“软实力”。
该篇报道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95年，一个叫严琦的重庆姑娘开了一家只有5张桌子的小饭馆。她给小店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陶然居。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努力，她的“陶然居”成为中国赫赫有名的餐饮集团，在二十多个省、区、市拥有73家连锁店，年营业额达10亿元。像“陶然居”这样的创业奇迹在重庆直辖十年间层出不穷。
重庆直辖15周年之际，时值重庆抓住东西部产业转移的机遇，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异军突起，推出通讯文章《直辖15周年，重庆站在新的起点上》从“产业转型、城市蝶变”的角度切入，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庆人民正在描绘开拓的新蓝图。
文章分析认为，跟直辖之初相比，如今的重庆，城市变大了、产业变“新”了。直辖之初，作为老工业的重庆，支柱产业“黑、粗、重”，国有企业亏损面达70%。在、兼并、搞活国企的同时，重庆不断调整工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开始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位于沙坪坝的西永微电子园，这个昔日偏僻的郊区，如今每天生产笔记本电脑10多万台，聚集着“惠普”“宏碁”“华硕”等世界级品牌，正在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
该篇报道采访了时任经信委主任的沐华平，他指出，电子信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和沿海地区向内陆转移的趋势明显，重庆只有抓住世界范围内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才能实现由传统制造业向现代主导产业的全面转型。
文章还指出，不仅仅是产业转型，作为规划中的国家中心城市，重庆也正在完成城市转型的蝶变——初步建成长江上游交通枢纽，告别“蜀道难”；加快形成辐射西南的商贸物流中心；建成长江上游的金融中心。
的这四篇文章，分别写成于四个不同的年代，作为这座城市的观察者，记者的记录，为我们系统回顾重庆直辖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越深入了解重庆的市情，就越不难理解这个年轻的直辖市背后的艰辛。通过记者的“眼睛”，我们更能直观地感受到，重庆是如何知难而上、破茧成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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