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7点30分，闹铃在十的宿舍回响。起床、洗漱，胡乱抓一把头发，杜立明大步冲进车间。在这里，他的身份是广东东莞一家手机制造业流水线上的一名主板搬运工。而在一周前，他还是外语职业学院一名大三学生，新学期刚开始，他和数百名学生一道，被学校安排至惠州、东莞、昆山、南京等各地的电子工厂，开始了为期6个月的“顶岗实习”。
学生们每天被要求至少工作12小时，但做着和所学专业毫无关系的流水线工作。杜立明和他的同学曾想逃离，但被学校告知：自行脱岗会受到学校处分，甚至拿不到毕业证。
夹在学校和工厂之间，种种迹象让杜立明和他的同学对这次“实习”感到困惑，他们做着“流水线工人”的工作，却拿不到真正工人那么多的钱。
中秋节前，外语职业学院会计专业的大三学生李慧，收到了学校通知：要组织大家到南方各地实习，提醒大家好行李节后集合。往届的学生告诉他们，按照经验，实习的目的地都是一些电子工厂的流水车间，“很苦很累什么也学不到”。
公开资料显示，外语职业学院是一所民办职业学校，学制三年，设有24个专业，现有学生近6400人。
同样读大三的杜立明，本想趁着这学期课程少，报了一家校外机构，好好复习准备来年春天的“专升本”考试，因此，他“不想再浪费时间去外地实习”，但前几批同学出发后，学校的老师找不愿实习的学生们开了一个“动员会”，大家都要参加集体实习。
期间，还有一些学生找到工作签了三方协议，也不愿再去外地实习，班主任则在班级群里答复称，“不去实习就没有毕业证”，让大家服从学校安排。
出发前，外语职业学院组织了师生集体合影，合影中学生们举着“某某专业全体师生热烈欢送同学们赴实习实习实践”或“热烈欢送某某系学生赴广东实习就业”的面带笑容。
就这样，李惠、杜立明以及同校不同专业的数百名大三学生，在学校提供的一份“承诺书”上，按要求签下“自愿签字确认，并征得家长的完全同意”的字样后，在本校老师的带领下，坐上普快从火车站出发，南下昆山、南京、惠州和东莞各地，开始了未知的“实习”生涯。
流水线分钟硬座，财务管理专业的贾志永22日上午10点半到达了南京火车站。下了火车，没耽误片刻，带队老师把他和100多个同学带进了一家公司。“这不是老师说的那家工厂，是家中介”。贾志永说，在这里，他们签署了以工厂为甲方的一式三份的“三方实习协议”，协议签完后被老师全部收走。瑜伽女教练让人流鼻血
另外一队“顶岗实习”的学生也有同样。9月19日，杜立明从火车站出发，坐了42小时30分钟火车硬座到达东莞，接待他们的是一家名为“亿邦”的中介公司。稍有区别的是，杜立明在“入职声明书”上，看到有“通过亿邦输送，前往普联技术有限公司实习”的相关内容，而学生填写的“求职申请表”上也被标注了“亿邦学生”字样。
杜立明告诉青年报记者，这家工厂进厂工作时不能玩手机，也不能说话，一些工种一站就是一整天。“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好多人受不了，跟带队老师说不想干了，但老师说回去了学校也不接纳，拿不到毕业证。”而那些报考了一些考试的学生，提出要请假回去参加，同样被厂里和老师告知：不允许离开岗位。
但还是有一些学生“躲”过了这批南下的实习。和报考校外机构的杜立明不同，那些报考了本学校的“专升本”班的同学，被通知可以延缓“实习”，等到2017年3月考试结束后再做安排，“有些同学为了留校复习，只能交700元钱报了本校的机构。”杜立明补充道。除此以外可以不去“实习”的学生，都是“有重大疾病”的学生。
9月下旬，“学校强制学生实习”的线日，外语职业学院在其网站上，先后两次针对事件发表“声明”。学校在对“2017届毕业生校外实习”的问题发表声明时，援引教育部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指出“顶岗实习一般为六个月”，并称学院据此制定了“学生校外实习实训管理办法”，且“学生自愿但绝不强制学生参加集体实习”，否认“强制学生实习”一说。
除了枯燥的流水线工作、“毕不了业”的担忧，杜立明还有疑问：为什么自己和工人干的一样多，工钱却不一样？多名实习学生向北青报记者透露，他们以“顶岗实习”的名义与中介签署协议，每天工作8小时，义务加班2小时，然后还要服从工厂安排。但学生表示“事实上他们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每个月基本工资1650元至1800元，算上加班费最多能拿到3000元左右。但他们了解到，一样工作在相同岗位上的正式员工，每个月的工资是5000元至6000元。
一家自称包揽惠州数十家电子工厂劳务派遣的中介人员陈琦告诉北青报记者，近几年来，他们已经与多家职业学校合作，将学生输往惠州的多家电子工厂。按照陈琦的说法，电子工厂因为工作累、工资不高但市场需求大，一直以来很难招到长期工人。对比之下，临时工和实习生成为这些不需要技术含量的流水线车间的“首选”。而在这些“首选”中，陈琦接触最多的就是各类职业学校来“顶岗实习”的实习生群体。
中介对市场的敏锐并非无迹可寻。“工厂缺人”的说法，近几年在南方各地被不断提及。而用工荒、招工难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中型城市。以广东为例，近三年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数据显示，几乎每年春节后，该省企业都会出现短期性用工缺口放大现象,峰值曾高达80万到100万人，且“用工缺口”问题正在不断趋向常态，其中“缺口较大的普遍是电子、家具、制衣、玩具等制造业普工”。而这正是杜立明、贾志永和刘慧等多名实习学生被投放的岗位。